想起SARS那時候

SARS來的那年，我是內科第三年住院醫生。剛開始訊息很少，只耳聞中國似乎有種比平常的肺炎容易併發呼吸衰竭的感染慢慢在擴散。


2003年3月的時候，當時大家都不知道後來會那麼嚴重，但已經知道要對從國外回來發燒的人做必要的採樣和觀察〈只有簡單的將這些人隔離，但沒有負壓病房〉。那時我剛好輪訓到急診，訓練醫院又在桃園機場附近，所以只要當班，就常被派去做篩檢與採樣觀察的醫師。開始幾個輪班只戴著普通的外科口罩，後來情況愈發嚴重，好像3月中還是月底，台灣也有了SARS確診病例，醫院才開始配發N95口罩〈不知道是運氣好還是身體好，那段時間沒有被SARS中到〉。



到了四月份，我在急診的輪值結束，回到病房照顧病人。那時已經氣氛緊張，病房裡異常發燒的病人都得要經過特別的篩檢；感染科的醫師最是辛苦，除了會診之外，還安排主治醫師與總醫師的輪班，照顧負壓隔離病房的病人，我記得我們感染科的總醫師學長還被派到外面的隔離醫院支援。病房中很安靜，同仁互相極少交談，默默的完成每天必要的工作。地下街沒有人坐在那裡吃，都是匆匆買好便當就離開，回到病房吃飯也都彼此坐的遠遠，每天也只有這個時候會把N95口罩取下。那時候因為民眾瘋狂搶購N95口罩，我們在醫院反而沒得用，一個口罩得撐一天到一天半，常常到了口罩內裡都起毛了，才不得不換新的。我因為覺得口罩拿上拿下很麻煩，所以一天之中，只有在中午吃飯的時候，順道喝一罐水，這樣就整天都不用再把口罩拿下來。



社會不安與緊張的情緒隨著四月底的和平醫院封院達到最高峰，在醫院工作的我們反而沒有什麼害怕，只是有些沉重；一方面還是要繼續照顧仍然住院的病人，包括病況與心理〈你可以想像那時在住院的病人有多可憐，病還沒好已經不舒服，醫師每個都神情木然，匆匆來去，病人也要承受留在醫院這樣的高風險區域的心理壓力〉，而且這樣的情況不知道還要持續多久；另一方面，得承受下班後的心理壓力：那時候我才結婚半年，早上上班要跟太太多說幾次再見，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突然被隔離；下班後全身盥洗乾淨，即使覺得作用不大，還是儘量與太太在不同房間活動；以前被鄰居尊重的我們，這時卻變成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帶原者”，沒有鄰居要跟我們一起搭電梯或靠近，我們心理上可以瞭解，但有時也不免對這樣的待遇感到不平。




五月份，陸陸續續聽到有同仁被隔離，知道他們沒有真的染病，其實是對自己最大的安慰。後來接到好久沒有聯絡的醫學院同學的電話，說在高雄的醫院服務、以前同為壘球隊的隊友不幸染病，狀況不好，已經住進加護病房。那時才感到：原來威脅真的在身旁‧‧‧‧‧‧。晚上值班要照顧負壓病房的病人，每個病人不論大小的不舒服，我們都要換裝全身的隔離衣才能進去負壓病房處理。雖然擔心自己，但也怕疏忽了照顧病人的責任，總是都壓抑著緊張盡心盡力的做。五月中，知道隊友離開不會回來了，才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



六月中狀況和緩，緊張情緒略減，疑似病例越來越少，照顧病人的壓力也隨著病例減少、習慣也麻痺了而越來越減輕。到了七月底，才完全從SARS的陰影中解套。



最後我只能說：基層在抗煞，誰敢稱英雄？？